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所谓的“四大发明”及诸如此类的村妇之言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些弱智玩意也能算是什么发明吗?这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些东西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种“发现”而已，它们跟人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发明”，在技术含量上，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深度及智力活动水平上的差距无异于猴子与人之间的差距。
更何况，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所作出的“伟大发明”只不过是王婆卖瓜式的自欺和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甚至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李约瑟这个好事之徒搞出来安慰我们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即这些东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称得上是“发明”的技术含量；而且它们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发明”的或者说首先发现的；它们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嘘的那样“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底有多少影响。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含量的，是要付出了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并且其内在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明”。
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玩意，比如说对磁石指南的发现。这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就能够在生活中运用，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
我相信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已，如果说是我们中国人先发现了磁石指南的现象，也只不过是因为占了磁铁矿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是我们先“发明”了指南针，还不如说是我们先发现了磁铁矿。
实际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磁罗盘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及欧洲去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而且这种罗盘远非我们在中国的各种宣传资料上看到的那种简陋的“司南”模型可比，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
而且，就是这个被认为是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但是在一种民族虚荣心的驱使下，就先把它吹嘘成是指南针的“雏形”再说吧，反正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能够“论证”成是我们中国就“古已有之”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也是很多“专家”“国学大师”赖以混口饭吃的谋生之道。
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至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萍洲可谈》的记载也只说明了人们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磁针，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还不成熟），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我甚至倾向于认为，真正的成熟的磁罗盘技术恰恰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南针”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及后来的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的仪器装置远比这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到此止步’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已经在欧洲应用了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委实荒唐可笑。
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沈括），居然也要吹嘘成是什么“大科学家”，这简直就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大科学家”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大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著作”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闲得无聊的自娱自乐。（顺便说一句，《梦溪笔谈》其实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轶闻奇谈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与“科学”二字无关，这些也就只能蒙蒙搞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papyrus）上的古埃及高深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大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科学成就”，那我只能很抱歉地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我所知道的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经济活动三方面（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不过可惜的是，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都不是在谈论所谓的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这个“西方”包括了中东，是与我们这种纯粹的“东方”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哗众取宠的成分太大了，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在国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夸其谈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辨证思维法”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火药。
如前所述，马克思用一种简略化的方式将“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分别表述为是文化传播，军事变革，经济活动三方面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更为简略的思维方式，只需要用“文武商”三个字就可以表述了，可惜历史无法如此简略化。
火药在军事史上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客观地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其实是句空话，因为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发明，都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甚至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火药在军事史上根本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发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对现代兵器来说火药的发现只是原材料层面上的发现，并不是象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方法上科学理论层面上的发现，而后者才是对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药可以说是实现从冷兵器向现代兵器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却根本不是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这种原材料阶段上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发现的，并无任何神奇之处，而方法上理论上的发现却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会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据说是在宋朝时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时我们仍在用大刀长矛（还是正规军）作战，实际仍处在冷兵器阶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并且火药的发现也跟指南针一样，仍然不过是占了矿产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特别是组成火药的三种成分之一的硝石，现在普遍认为是中国人先发现的，因为阿拉伯人把这种矿物称为“中国雪”“中国盐”。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火药也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去的。而且我相信，只要找得到适当的矿藏，中东和欧洲也一样迟早“发明”出火药，一来西方的炼金术传统与东方一样繁盛悠久，二来这种东西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术。
事实是，十五世纪德国人发明了前装滑膛枪，才是真正地实现了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变（这之前已经有了较简单的火枪火铳），而后十八十九世纪几项革命性的发明：线膛枪，火帽，圆锥形子弹，撞针，连发式枪械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枪炮。这几种发明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复杂的机械制造加工技术基础上的真正的关键性的发明，这才是对近代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有了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和上述这几种发明的出现，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时代的军事变革才真正实现了。
而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不管从中古的小到火绳枪大到佛朗机一直到近代的线膛枪炮等各式火器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曾经被吹嘘成是最早的火枪的“突火枪”只不过是一种简陋的喷射式火器，只是在一根竹筒内装上发火物，靠喷射火焰来杀伤敌人，但是喷射的距离很有限（不过一两米），杀伤作用很微弱，只能起到恐吓敌人的作用，并且其原理和构造都与西方出现的火枪完全不同，这种玩意实际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的那种“魔术弹”（射程都远远不如），可有人会神经错乱到把这玩意当作是跟近代枪炮同样的东西吗？关于“子窠”的说法也只是猜测，根本没有任何依据。至于火器在实战中得到有效而广泛的运用也是从蒙古人才开始的。 另外一项“伟大发明”，印刷术，实际上也不能说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当我们在谈到我们发明了印刷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因为雕版印刷术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发明，道理很简单，因为雕版印刷术的原理跟另外一种东西__印章没什么不同，而印章这种东西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是有的，出现年代比中国早的民族也多的是，何况雕版印刷术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在正式一点的宣传“四大发明”的资料中，往往都会特别指明是活字印刷术。
那么活字印刷术是怎样发明的呢？据说是北宋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可惜那只是据说而已，因为这种泥活字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应用过，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仍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以至于很多专家认为，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个构想，不必当真。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德国人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这种技术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也不是中国古代传统印刷术可以相比的（由铅、锑、锡三种金属按科学、合理比例熔合铸成的铅活字，并采用机械方式印刷），事实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恰恰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而且，中国后来所使用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版印刷一种技术，如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古代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实事求是地说，说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是故意误导人民。实际上，国际上普遍把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术算作是现代印刷术的历史起点，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另外，现在学术界还公认韩国清州的兴德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铜活字）发源地。说到这里，我想起有一次，在一个朝鲜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四大发明”的创始者，还说他们拥有六千年文明史，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看到了韩国人在世界杯上的表演之后，联想到日本也一直在宣扬什么他们是宣纸的发明者，天皇的万世一统等等，让人感到，东方民族在怎样不着边际地吹牛撒谎上都是惊人的相似。而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还不是世界上最厚脸皮的民族，毕竟我们现在似乎还羞于将这种自吹自擂的无耻劲头拿到国际上去公开表演，只是关起门来自我陶醉。
而跟印刷术关系密切的另一大“发明”，纸，国际上就更不承认那是中国人的发明了，因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
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
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
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纸促进了文化传播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的想当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纸草纸文献能够存留数千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珍贵资料来源；古希伯来人用造价高但便于保存的羊皮纸记录旧约经书而留存下来的“死海古卷”也成为现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中国据称是在汉代时就开始出现纸了，可是你现在还能够找到那时候保留下来的什么书籍吗？宋代之前的有多少？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为我们留存下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比孔子那个时候的人还要知道的多。汉简的再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过早地使用了这种便宜而又易毁的纸，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在中国的使用对文化传播不仅没有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反倒可以说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更何况，一直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在哪里？而且中国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后手段来传播文字。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既然已经开始使用纸这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了，却从来没有想过去发明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仍然使用毛笔这种笨拙的书写工具达千年之久，何其荒唐。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笔等方便快捷的书写工具，后来又不断创新发明了铅笔，自来水笔（实际上，最早的金属蘸水笔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出现了。发掘于庞贝古城废墟，现收藏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圆珠笔，并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也曾经对自来水笔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的发明和传入中国远比纸的使用贡献要大。
说完了关于这些“发明”的历史作用，不能不提到的是，在古代史上起过比这些重要得多的作用的发明多的是，大多都起源于中东地区，然后传入中国等地，如车轮，滑轮，风车，螺钉，钟表，曲柄，牛和马的驯化，青铜冶炼，炼铁术，马镫，等等。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谦虚一点，世界上比我们辉煌灿烂历史悠久的文明多的是，更何况连我们中国人本身都是从中东中亚地区一批批迁移过来的，所谓的三皇五帝，夏王朝，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而已，考古发现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
最近这几年来，复古，饰古，伪古的风气越演越烈，而且都是以官方的支持在搞，其目的不过就是为继续维持专制统治寻找合法性，为抵制民主自由的理念寻找借口和依据，所以要把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的，没有什么稀奇的，美其名曰培养民族自尊心，其实是培养遗老遗少。
而这些新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也攒足了劲以一种近乎于无赖的劲头拼命地要把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的“发明”，网上网下，电视报纸，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奇谈怪论，越来越多，什么风筝是飞机的雏形啊，万虎是飞机的发明者啊，竹蜻蜓是直升机的前身啊，大禹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飞行的人啊，孔明灯是发动机的鼻祖啊，等等（我都不想说了，实际上最早的飞行器早在两万多年前就有了，其实物就保存在埃及国家博物馆，那时候中国这地方还没有人呢。），还有什么新“四大发明”也冒出来了，连养猪酿酒也成了“伟大的科学发现”了，是不是应该凭这些试试去申请诺贝尔奖看看？没准有戏。
如果一定把这些弱智玩意说成是所谓的“伟大发明”，那不仅是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人类智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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